时间步入1970年代末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霓虹灯愈发璀璨，中环的玻璃幕墙大厦开始拔地而起，勾勒出现代化都市的天际线。然而，在这片繁荣之下，林凡的思绪却早已飞越太平洋，捕捉着来自科技前沿的、微弱却可能改变世界的信号。

“和林系”的商业版图已然稳固——港灯与香港电话公司如同双翼，提供着稳定的现金流与基础设施；星河置业在地产市场高歌猛进；星辰科技的街机业务虽面临模仿者竞争，但仍是现金牛。但林凡深知，pcency（自满）是最大的敌人。未来的霸主，必将属于那些掌握下一代通信技术的企业。

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一个看似遥远且极其冷门的方向：码分多址（cda）技术。与当时主流且更易实现的时分多址（tda）技术相比，cda的理论犹如天书，它允许所有用户在相同频率上同时通话，依靠独特的伪随机码来区分信号，宣称拥有更高的频谱效率、更好的通话质量、更强的安全性。然而，其军事背景和实现的复杂性，让几乎所有主流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都望而却步，认为其“不经济、不实用”。

持有这项技术并对其抱有近乎宗教般狂热信念的，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名为高通（al）的极小公司。公司由几位来自it的教授和工程师创立，在简陋的办公室里，靠着有限的风险投资和创始人的积蓄苦苦支撑，试图将纸面上的数学理论变为现实的通信系统。

“richard，”林凡将一叠关于cda的技术简报递给理查德·索顿，语气不容置疑，“立刻放下手头所有次要工作，全力调研这家公司。我要知道它的每一个专利细节、核心团队每一个成员的背景和性格、他们的财务状况到底有多糟糕，以及……他们到底有多绝望。”

索顿的团队高效运转起来，越洋电话和昂贵的国际传真日夜不停。几天后，一份详尽的报告呈现在林凡面前。情况比想象的更糟：高通账户上的资金仅能维持数月，与摩托罗拉、at≈ap;t等巨头的合作谈判全部碰壁，创始团队甚至抵押了个人房产。

“林先生，”索顿基于金融模型给出了冷静却保守的建议，“从纯财务角度看，这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投资。技术路径非主流，商业化前景黯淡，巨额投入很可能血本无归。我认为，观察比介入更稳妥。”

林凡走到窗前，望着楼下熙攘的车流。他知道索顿的判断基于理性，但他拥有超越时代的视野。“richard，你说得对，如果只看未来12个月，这无疑是dubo。”林凡转过身，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但如果我们看未来10年呢？模拟技术（1g）的容量瓶颈很快就会触顶。当每个人都想拥有一部手机时，什么样的网络才能承载亿万级的并发通话？答案是容量更大的技术。cda，就是答案之一。”他拿起报告，指着专利列表：“你看这些基础专利，它们构建的是一整个技术体系的门槛。我们现在投资，不是在投资一家公司，而是在投资一个未来全球通信标准的入场券。哪怕它只有10的成功概率，其回报也将是千百倍。这笔投资，必须做。”

商业策略细节增强林凡进一步阐述他的策略：“我们的投资要分两步走。第一，雪中送炭：以高于他们预期的估值进行投资，解决其生存问题，换取其最大程度的信任和尽可能多的股权。第二，赋能验证：将香港电话公司作为其技术的早期试验场（testbed）。没有比在一个真实的、我们控股的城市电信网络中进行测试更能加速其技术成熟和商业验证的了。这是其他财务投资者无法提供的附加价值。”

决心已定。一场跨越太平洋的视频会议很快被安排妥当。当时的视频会议系统极其昂贵且效果不佳，画面模糊，音频延迟，但这已是除了越洋飞行外最快的沟通方式。

屏幕那头，是高通的联合创始人欧文·雅各布斯（irjabs）博士和安德鲁·维特比（andrewviterbi）等人。他们面色疲惫，但眼神中依然带着学者般的执着和技术者的坚定。

林凡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雅各布斯博士，维特比博士，我们详细研读了你们关于cda的所有论文和技术专利。尤其是关于功率控制和软切换的构想，非常精彩。我们认为，tda的容量天花板是硬伤，而cda的统计复用特性，才是解决未来移动通信海量容量需求的终极钥匙。”

这番话，像一道电流击中了屏幕那头的科学家们。他们已经太久没有遇到能如此深刻理解cda技术内核，而非仅仅询问“何时盈利”的投资者了。雅各布斯博士疲惫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身体不自觉地前倾。

“林先生，感谢您的认可。这…这确实是我们的理论核心。”雅各布斯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但您必须理解，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道路极其艰难，我们需要克服的工程难题太多了，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

“我理解。”林